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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沒能馬上脫身，是因為在這時薩沙對我做了一個動作：他朝我仰起臉，并舉起右手，把他那根筍尖般細嫩的小小的食指豎在雙唇中間，就像在示意我千萬不要做聲。可以看作這是一個威嚴的暗示，我和薩沙彼此都沒有忘記昨晚我們之間那次心照不宣的對視。這也是一個不可辜負的手勢，這手勢讓我感受到薩沙一種令人心碎的天真。而伊琳娜卻仿佛一時失去了暗示我的能力，她也無法對我表示感激，更無法體現她起碼的禮貌。就見她忽然松開丈夫的擁抱，開始解那帽盒上的絲帶。也只有我能夠感受到，她那解著絲帶的雙手，有著些微難以覺察的顫抖。她的丈夫在這時轉過臉來，頗感意外地看著伊琳娜手中突然出現的帽盒。這是一個面善的中年人，他的臉實在是，實在是和戈爾巴喬夫十分相似。伊琳娜手中的絲帶滑落，她打開盒子，取出一頂做工精致的細呢禮帽。禮帽是一種非常干凈的灰色，像在晴空下被艷陽高照著飛翔的灰鴿子的羽毛。這禮帽讓戈爾巴喬夫似的丈夫驚喜地笑了，他以為——按常規，伊琳娜會為他戴上禮帽，但是，伊琳娜卻丟掉帽盒，把禮帽扣在了自己頭上。我所以用“扣”來形容伊琳娜的戴禮帽，是因為這按照她丈夫的尺寸選購的男式禮帽戴在她頭上顯得過大了，她那顆秀氣的腦袋就像被扣進了一口小鍋。禮帽遮擋了她那張臉的大部，只露出一張表情不明的嘴。禮帽在一瞬間也遮擋了她的禮貌，隔離了她和外界的關系，她什么也看不見了，包括不再看見瘦子和我。她可以不必同任何生人、熟人再作寒暄，她甚至可能已經不再是她自己。她的丈夫再一次欣賞地笑了，他一定是在妻子扣著男式禮帽的小腦袋上，發現了一種他還從來沒有見過的幽默。然后，他們一家三口就拎著大包小包，朝遠處一輛樣式規矩的黑轎車走去。
其實我從來就沒想過要把昨晚飛機上的事告訴給第二個人。昨晚發生了什么嗎?老實說什么也沒有發生。是薩沙貼在唇上的手指和伊琳娜扣在自己頭上的禮帽讓我覺出了某種無以言說的托付。特別當我預感到我和他們終生也不會再次謀面時，這“托付”反而變得格外凝重起來。嗯，說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再次遙望了一下遠處的伊琳娜，她頭上晃蕩的禮帽使她的體態有點滑稽，但客觀地說，她仍然不失端莊——我知道我在這里初次用了一個我最討厭的我表姐的口頭語：“客觀地說”。不過它用在這兒，似乎還稱得上恰如其分。
我看見一個臉上長著痤瘡的中國青年舉著一塊小木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他就是我在哈巴羅夫斯克的地陪了，我沖他揮揮手，我們就算接上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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