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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艙門口走來了這飛機的最后兩位乘客：一個年輕女人和一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女人的手提行李不少，最惹眼的是她手里的一個圓形大帽盒。大帽盒在她手中那些袋子的最前方，就像是帽盒正引領著她向前。她和孩子徑直朝我這里走來，原來和我同排，在我右側，隔著一條走道。我這才看清她是用一只手的小拇指鉤住捆綁那米色帽盒上的咖啡色絲帶的，我還看見帽盒側面畫著一頂橘子大的男式禮帽。同樣是人手的小拇指在動作，我對這個女人的小拇指就不那么反感。這個用小拇指鉤住帽盒絲帶的動作，讓她顯得脆弱并且顧家。這是一對屬于哈巴羅夫斯克中等人家的母子，他們是到莫斯科走親戚的。回來時帶了不少東西，有親戚送的，也有謹慎地從莫斯科買的。丈夫因事沒和他們同行，她特別為他買了禮物：一頂禮帽。我在心里合理著我對這母子的判斷，一邊看她有點忙亂地將手中幾個鼓鼓囊囊的袋子歸位。她先把大帽盒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讓由于負重而顯出紅腫的那根小拇指小心翼翼地從帽盒的絲帶圈里脫身出來，好像那帽盒本身是個正在熟睡的旅客。然后她再把手中其他袋子放進座位上方的行李艙。最后她雙手捧起了帽盒，想要為它找個穩妥的去處。但是，原本就狹小的行李艙已被她塞滿，其實已經容不下這龐大的帽盒。女人捧著帽盒在通道上原地轉了個圈，指望遠處的空姐能幫她一把。空姐沒有過來，離這女人最近的我也沒打算幫她——我又能幫上什么呢?換了我表姐，說不定會站起來象征性地幫著找找地方，我表姐會來這一套。這時女人前排一個瘦高的男人從座位上站起來，打開他頭頂上方的行李艙，拽出一件面目不清的什么包，扔在通道上，然后不由分說地從女人懷里拿過帽盒，送進屬于他的那一格行李艙。隨著那艙蓋輕松地啪的一聲扣上，瘦高男人沖女人愉快地攤了攤手，意思是：這不解決了嗎?接著他們倆有幾句對話，我想內容應該是：女人指著地上的包說，您的包怎么辦呢?男人撿起包胡亂塞進他的座位底下，說，它本來就不值得進入行李艙，就讓它在座位下邊呆著好了。女人感激地一笑，喊回她的兒子——薩沙!這個詞我聽得懂。其時薩沙正站在我前排那莫斯科新貴跟前，凝神注視新貴手中的新款諾基亞。他不情愿地回到母親身邊，小聲叨咕著什么。我猜是，女人要他坐在靠窗的里側，就像有意把他和新貴隔離。而他偏要坐靠通道的座位。當然，最終他沒能拗過他的母親。這是一個麥色頭發、表情懦弱的孩子。海藍色的大眼睛下方有兩紋淺淺的眼贅兒——我經常在一些歐洲孩子嬌嫩的臉上看見本該在老人臉上看見的下眼贅兒，這讓孩子顯得憂郁，又仿佛這樣的孩子個個都是老謀深算的哲學家。
飛機起飛了，我側臉看著右邊的女人，發現她竟是有些面熟。我想起來了，我在我那作家母親的書架上見過一本名叫《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舊書，書中卓婭的照片和我右邊這位女鄰座有幾分相像。栗色頭發，橢圓下巴，兩只神情堅定的眼睛距離有點偏近。卓婭是我母親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對我這種出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她則太過遙遠。當年我凝望她的照片，更多注意的是她的頭發。盡管她是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可從時尚的角度看，她一頭極短的卷發倒像是能夠引領先鋒潮流。那時我喜歡她的發型，才順便記住了她。現在我不想把飛機上我這位女鄰座叫成卓婭，我給她編了個名字叫做伊琳娜。俄羅斯人有叫這個名字的嗎?我不在乎。我只是覺得我的鄰座很適合這幾個字的發音：伊琳娜。她的綰在腦后的發髻，她那有點收縮的肩膀，她的長度過于保守的格子裙，她的兩只對于女人來說偏大了點的骨關節泛紅的白凈的手，她那微微瞇住的深棕色的眼睛和顫動的眼皮，那平靜地等待回家的神情，都更像伊琳娜而不是卓婭。有廣播響起來，告知乘客這架飛機飛行時間是九小時左右，將于明晨到達哈巴羅夫斯克。飛機十分鐘之后為大家提供一份晚餐，而酒和其他食品則是收費供應。
我草草吃過半涼不熱的晚飯，三片酸黃瓜、幾個羊肉丸子和油膩的羅宋湯。我得閉眼睡一會兒。哈巴羅夫斯克不是我最后的目的地，我還得從那兒再坐一夜火車。一想起這些就覺得真累。人們為什么一定要旅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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